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都具有"体"的优位性，不过一个是主导性之"体"（也可称之为"魂"），一个是主体性之"体"，二者不能混同。
满足虚荣心，是浪费的主要原因，比如吃饭：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饐。所以对医药科技的发展，理所当然的要加费。
若必将舍忽、易章甫而后相见，然则行果在服也。(七患)备，指的是准备，预备的保障。这个记载，从侧面说明，墨家弟子，并不是必须要穿破蔽简朴，吃的粗陋，也就是说，必须穿什么样的衣服不是衡量墨家门徒的标准。比如在韩非子里的记载： 齐王好衣紫，齐人皆好也。墨学是讲平等的，讲人皆天臣，执政者与民众不是治与被治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
听说一套汉服便宜的也千把块钱，我穷，穿不起。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此所谓中，便是中国的儒学。
就此而论，梁漱溟与后来的现代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路数截然不同：后者的全盘西化仅限于外王方面、即形而下的层级。这就犹如一句歌词：太阳还是那个太阳，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其实，梁漱溟有一段话，已接近超越旧主体性、获得新主体性这个意思： 这个差不多成定局的宇宙——真异熟果——是由我们前此的自己而成功这样的。注释： [①]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商务印收馆1935年版，第639-640页。
只是他觉得不满足，还要追问更为根本的原因：这样东西——赛恩斯与德谟克拉西——是怎么被他得到的？我们何以竟不是这个样子？这样东西为什么中国不能产出来？[⑨] 但是，这样东西为什么中国不能产出来这样的问法，已经蕴涵了一种预设，那就是：科学与民主中国不能产出来。那沈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岂不更可笑吗？……我的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
换言之，这种比较的结果是：一方面，对象的既有差异被固化、强化了，以至造成了中西对立的思维定势。所谓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就是物质世界能为我们所得到的，如白色、声响、坚硬等皆感觉对他现出来的影子呈露我们之前者。[②] 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原载1935年6月21日天津《大公报》，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4，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27] 这样的综合，实际上也是一种中西比较，或者说是中西比较的一种结果。
在这种比较中，主体S是凝固不变的。这种中西比较的要害在于：主体与对象，例如中国与西方，都被剥夺了去存在、即获得新的特性的可能性：主体丧失了获得新的主体性的可能，对象也丧失了获得新的规定性的可能。[26] 对于安靖如对我本人的思想的评论——将我的生活儒学归为海德格尔那样的西方立场，我已经做出回应，见黄玉顺：《儒学之根与源——评安靖如进步儒学的思想方法》，《烟台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不又是向前面下手克服对面的东西的态度吗？…… 3.德谟克拉西的异采 德谟克拉西……这不是由人们对人们持向前要求的态度吗？ ……我们至此算是……点明西方化各种异采之一本源泉是在向前要求的态度了。
西方是个人本位，中国是家庭本位。[18]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61页。
那是在1919年，梁启超等人赴欧洲考察，所见的乃是大战之后的西方情景，可谓一片凋敝。第三，物质生活方面，东方之不及西方尤不待言。
[17] 按梁漱溟的逻辑，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自行生长出另一种文化来的。[④]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38页。上述两种极端的比较，都是当年时髦的中西文化比较的表现。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不仅如此，按梁漱溟的说法，西方文化那样的态度才是生活的本性本来的路向[18]。所以，全盘西化只是针对当下情势的权宜之计：中国要现代化。
换句话说，比较尽管确实就是一个既有的主体在对若干既有的对象进行对比，然而这种活动的结果却让这个主体获得了新的主体性，同时也让这些对象获得了新的对象性。[11]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7页。
[34]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32页。安靖如准确地指出了这些西方学者的西方立场： 大致说来，在这种综合性的哲学思维中，我们或许可以分辨出两种不同的动因。
[32]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57页。然而照此逻辑，西方理当同样如此，即应当首先全盘中国化才是，怎么可能自我更新、由第一路顺转到第二路、第三路呢？ 顺便说说，梁漱溟那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矛盾。
这不禁让人想起孔子的话：齐一变，至于鲁。据此，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三大阶段：第一段是西方路向：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这个东西可以叫做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而现在的意欲就是现在的我。比较的意义属于存在的意义。
无论哪种立场，都是某种主-客观念架构的思维模式，即主体性比较模式。所谓货比三家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东方主义就是西方世界关于东方的言说，赛义德（Edward W. Said）谓之后殖民理论[25]，即是站在西方立场上来描绘的东方形象，其间体现着西方思维方式，渗透着西方价值观念，行使着西方话语权力。其实，梁漱溟自己就说过：中国目前的种种问题之所以无法解决，恰恰就是因为中国人民在此种西方化政治制度之下仍旧保持在东方化的政治制度底下所抱的态度。
美国哲学家安靖如（Stephen Angle）准确地指出了安乐哲儒学的西方立场： 我用综合儒家（Synthetic Confucians）来标识这些儒家哲学家，他们主要是借鉴的非儒家的哲学传统。[21] 他接下来论述西方文化的几大特征，都归结为态度问题： 1.征服自然之异采 西方文化之物质生活方面现出征服自然之采色，不就是对于自然向前奋斗的态度吗？…… 2.科学方法的异采 科学方法要变更现状，打碎、分析来观察。
此书最初于1921年10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出版，1922年1月改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而儒学正在被它综合，即是一种美国实用主义儒学。这种比较的结果，中国人的自信心陡增、以至于高度膨胀，乃至摩拳擦掌地要去拯救西方世界。当其进行中西文化优劣的比较时，他所采取的是共时性的维度，而掩盖了历时性的问题，即实际上是将前现代的中国文化与现代性的西方文化拿来对比（这其实是迄今为止的中西比较的一种常见的通病）。
[①] 中国需要西方拯救。特定的生活方式，产生特定的人、特定的主体性，进而产生特定主体的意欲。
对象O2-1-O2-2则指的比较对象在比较活动之后所获得的新的客观性意义。收入《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 西方需要中国拯救。同时给出了新的比较对象，即赋予了比较对象以新的客观性意义。
